職場勵志 ▏楊瀾：只要愿意，你可以跟任何人交

　　馬云說，他當學生那會兒，常到西湖邊找老外練口語。這讓我想起20世紀80年代后期自己上大學時，周末去紫竹院公園的"英語角"的情形。

　　在一個長滿松樹的小山上，每個周日上午，聚集著少則三四十，多則上百的人。以大學生和研究所學者為主，也兼有老外和華僑。還有些穿著時髦的人，只纏著女孩聊，炫耀自己的蛤蟆鏡、錄音機，把這兒當相親地點了，也順便兜售點黑市外匯什么的。老外是這里的稀罕物種，大家想把英語說得標準點，自然是先圍上他們。你從哪兒來呀，結婚了沒有，掙多少錢，真沒有不敢問的。

　　面對這簡單直接的好奇心，老外也只有招架著。現在想想，他們來這兒到底圖什么呀，義務陪人練英語嗎？大概是因為當時老外在中國出行受到的限制比較多，在這種場合才能交往一些普通的中國人，了解他們真實的想法。

　　在這個沒有風景的小小角落，無論刮風下雨，數九寒天，總有一群人有時舉著傘，有時跺著腳，有時吃著風沙，說著帶各種口音、有時只有自己聽得懂的英語，執著地練習著。因為這些人心中有個模糊的夢想，要去探索一個更大的世界，而英語是通向這個世界的鑰匙。

　　真應該問問馬云，在找陌生的老外說英語時，鍛煉的是不是只有語言，抑或也包括一種勇氣？為什么更多的中國人在國際社交場合總是安靜地躲在角落，或與其他中國人圍成一個小圈，說著中文？我們在糾結什么？單是害羞，還是不知說什么，怎么說？

　　雖有蘇秦的雄辯之才，諸葛亮的舌戰群儒，中國的主流文化里對能說會道這事兒帶有輕視："君子敏于行，訥于言""巧言令色，鮮矣仁"；還帶恐嚇："禍從口出"；或警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學校教育并不看重或培養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也不鼓勵提問，以至于在很多學校，課堂按是否安靜來論優劣。

　　拋開性格內向外向之別，自我意識太強的人往往過于在意別人的評價。相對封閉的環境更強化了這種自我意識，或者說不安全感。在很長時間里，人們不得不在意周圍人的評價，因為這些評價直接影響著分房、漲工資、評職稱，甚至下一次"運動"中會不會受批判。這種謹慎和防范，已成為我們父母這代人的集體記憶。所以我們報考大學時，父母大多希望孩子"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樣，一來可以學點傍身的真本事，二來可以避開人文學科容易觸碰政治的危險。還有一點，就是經歷了"文革"的動亂，他們對信口雌黃、翻云覆雨的人不信任，所以總是念念不忘地提醒兒女"少說為好"。于是我們的語言環境是怎樣的呢？聽得最多的是陳詞濫調的"報告"，而不是真情實感的演講；是居高臨下的教訓，而不是平等的交流分享。

　　這種文化和時代背景，老外一開始不太懂。在他們看來，有獨立思考能力，敢于直抒己見正是教育的目的所在。在國外，不僅學校鼓勵學生表達個人觀點，重視陳述和辯論，有文化的家庭還鼓勵孩子在餐桌上就時事和哲學命題辯論。肯尼迪家族就是如此。據說在他們家里，能否清晰地表達觀點、有邏輯有文采地辯論，是博取父母寵愛的關鍵。即使出身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否在社交上成為受歡迎的人，也是他們很在意的事。有沒有異性約會，班上選舉能得幾票，課堂討論中是否發表了聰明的意見，能不能代表同學畢業致辭，畢業舞會的舞伴是誰，都決定著校園生活的品質。這種文化背景的不同，讓改革初期到中國執教的外國老師也很不適應。

　　記得我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讀書時，一次一位外聘美國教授問滿滿一個大教室的同學有什么問題，竟無一人舉手。他激動地掏出一美元的鈔票，聲稱："怎么會沒有問題呢？只能有兩種情況--我講得太無聊，或你們根本沒有聽！誰提問我給他一美元！"

　　這讓我深受震撼，也感到被羞辱，憤而舉手......還好他沒叫我，因為我頭腦中其實一片空白。

　　雖然每個人的表達天賦不同，但語言能力是可以被訓練的。看過奧黛麗.赫本主演的電影《窈窕淑女》嗎？那位把她從貧民窟帶出來的語言學家，堅信只要有標準的口音，外加舉止的訓練和時尚的衣著，這位出身貧寒的女孩就可以融入英國上流社會。有一個場景是語言學家反復教女孩念以下的繞口令："The rain in Spain stays mainly in the plain."這句話練習的元音只有一個【ei】，但這卻是一個足以反映一個人身份和家教的元音。女孩練到筋疲力盡，昏昏欲睡，在語言學家的一再激勵和訓斥下，最后終于掌握了標準的發音。接下來，就可以穿戴整齊，去Royal Ascot（皇家賽馬會）試試運氣了！

　　在需要英語的社交場合，很多中國人感到膽怯，怕發音不好、語法出錯，人家笑話。再說學校里教的那些英語句子好像也用不上，說完"How are you?""I”m fine, thank you."然后呢？總不能說"What is this?""This is a table."吧！

　　1994年我到美國讀書時，先在紐約大學繼續教育學院參加了三個月的紀錄片電影工作。中午同學們喜歡三三兩兩地坐在教學樓旁邊聯合廣場（Union Square）的階梯上吃飯。一天我看見三四個同學正談得熱乎，不禁湊上前去："May I join you ?"（我能加入嗎？）"Yes，of course !"（當然。）他們朝我一笑，挪出個位子，又繼續熱烈地討論起來。

　　我就先聽著唄，想著什么時候合適插話。你猜怎么著，整整四五十分鐘，就聽他們在那兒噴，我竟然一句話也沒插上！因為他們談的那些紀錄片電影和導演的名字，我一個也沒聽說過！學了四年英語專業，做了四年央視主持人，愣不知道說什么。嗐，別提多有挫敗感了，只好臊眉耷眼地低頭吃著比薩，還問人家需不需要續飲料。我想人家心里可能也在琢磨：這個中國同學怎么這么愛吃啊？

　　比語言能力本身更重要的是談話的內容。這其實也不神秘，無非是事先做好功課和一顆好奇心、同理心。

　　CNN的退休主持人拉里.金（Larry King）曾寫過一本回憶錄，名為《如何隨時、隨地、隨意交流》（How to Talk to Anyone,Anytime,Anywhere）。在他做電臺主持人時，為了練習采訪的功夫，就坐在超市門口，不管進來什么人，只要人家愿意，就拉過來采訪，練就了一身觀察和提問的好本事。他在46年的職業生涯中采訪過近四萬人次！

　　他常常從老百姓的角度問常識性問題。比如有一次他問一位天主教大主教"你有幾個孩子？"，對方驚愕不已，他卻哈哈大笑，說是開個玩笑而已。如果我有機會采訪他，倒是很想問問他："你離了七次婚，是什么讓你決定結第八次婚？"話說回來，拉里.金的溝通理論說明了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只要愿意，你可以跟任何人交談。

　　我是采訪的"功課主義者"，信任但不敢完全依靠自己的直覺與經驗。無論是專業角度還是日常交往，要想讓談話深入下去，還是要從了解談話環境和談話對象開始。不然就很有可能像我當年那樣，只能低頭做吃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