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7月的數據顯示，沿海經濟大省從今年以來工業整體放緩明顯。
以1-7月規模以上工業增速為例，廣東、江蘇、山東的增速分別為5.9%、5.8%、5.3%，浙江增速為8%。但是如果只看7月當月增速，則減速更為明顯。比如廣東、江蘇、山東的規模以上工業增速分別為4.2%、3.6%、5%，浙江也只有7.1%.
東北、西北目前經濟放慢，主要因為是重工業放慢導致，而沿海地區一般是輕工業比重大，且輕工業與居民消費關聯大，按常規而言，消費表現相對穩定，工業受影響不大。
目前，隨著全國居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大幅放緩，創下近15年來新低，進而開始波及沿海地區的工業，包括手機、汽車、家電、服裝、布料等產業。
深圳大學中國特區經濟研究中心教授主任鐘堅告訴記者，比如汽車本來中國每千人擁有的汽車保有量與發達國家差距大，增長空間大，但是能買車的基本都購買了，還有部分居民收入增長慢，買車消費意愿不強。
“以往每個地方都大力發展汽車產業，在當地GDP(地區生產總值)拉上去了，但是一旦消費放慢，產能過剩問題就突出了。”鐘堅說。
汽車、住房消費放慢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今年以來沿海地區經濟增速普遍不是很高，除了福建等少數省份外，大部分工業大省經濟受工業減速影響明顯。
以1-7月規模以上工業增速為例，廣東、江蘇、山東增速分別為5.9%、5.8%、5.3%，比去年同期分別低1、1.6、2.2個百分點。浙江1-7月規模以上工業增速為8%，略高于去年同期的7.7%。按此看，前四大全國經濟大省，3個地區工業已經步入5%時代，低于全國平均增速。
其他沿海地區工業省市也出現減速，比如1-7月天津規模以上工業增速為3.5%，河北為3%，上海為5.9%，均在全國靠后。只有福建增速為8.9%。
如果從7月當月數據看，工業實力最強的地區也是放緩明顯。比如7月廣東、江蘇、山東、浙江的規模以上工業增速分別為4.2%、3.6%、5%、7.1%，分別比去年同期低0.9、4、1.3、0.3個百分點。
2018年7月上海規模以上工業增速為0.9%，比去年同期低11個百分點。河北、北京、天津2018年7月規模以上工業增速分別為1.9%、6.4%、5.5%，相比去年同期的10%、1.9%、1.3%增速，只有天津有所加快。
北京工商大學產業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清杰指出，最近幾個月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的放緩，有很多因素。
比如汽車消費低迷，與各地限購搖號等有關系。“新能源汽車過去有一段時間高速增長、與國家對生產端、消費端的補貼有關，這提前透支了部分消費。”他說。
數據顯示，2018年7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0734億元，同比名義增長8.8%，是2004年以來的次低增速，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5%，實際增速為約15年以來的最低。此前5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長8.5%，是2004年以來的最低。
其中，1-7月汽車類，建筑及裝潢材料類，服裝鞋帽、針紡織品類，消費增速分別只有2%、7.6%、9.2%。7月增速分別為-2%、5.4%、8.7%。這反映出居民住房消費的行、住、衣的都在放緩。其中汽車和房地產相關消費的放慢最為明顯。
主導產業減產
但據記者了解，近期沿海地區的工業減速，與東北地區的情況并不一樣，不少放慢的行業，屬于主導產業減產。
比如廣東是中國第一家電、手機、汽車產量大省。統計數數據顯示：今年1-7月廣東手機產量為5978.6萬臺，比去年同期的7044.37萬臺產量減少了約1000萬臺。
另外廣東、上海、河北、北京、浙江等地1-7月產量的汽車產量分別為179.56萬輛、173.34萬輛、60.68萬輛、97.37萬輛、67.23萬輛，相比去年同期的174.67萬輛、158.52萬輛、65.97萬輛、106.67萬輛、39.47萬輛來看，浙江上升較快，上海和廣東略有增加，其余省份產量呈現下降。
再看粗鋼和紡織品，江蘇和山東的粗鋼產量是下降的，2018年1-7月產量分別是6436.62萬噸、4305.03萬噸，分別比去年同期的6546.27萬噸、4363.67萬噸，有所下降。山東1-7的布產量是51.53億米，低于去年同期的69.27億米。而江蘇和山東的鋼鐵業，山東的紡織業，都是本省的支柱產業。
這些支柱產業為何產量下降？深圳大學中國特區經濟研究中心教授主任鐘堅認為，除了居民消費的因素，也有實體經濟經營成本的因素。
此外，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由于各地在進行統計擠水分，以及各地實施新舊動能轉換戰略，今年以來沿海大省規模以上企業數量發生了重大變化。
比如2018年6月末廣東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是47201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446個，但是江蘇、山東、浙江、上海、天津、北京今年6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分別只有45456個、38198個、40028個、8112個、4276個、3197個，分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476個、1489個、164個、231個、927個、108個。很多地方規模以上企業減少是地方政府的主動調整行為，比如北京今年上半年累計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業473家，已經完成了全年任務量的94.6%。北京這樣做是為了騰出空間發展高精尖產業，實現產業附加值提升。
而很多企業遷走或者新投產轉向外地，與尋找成本更低的生產基地有關。比如上海大眾新一期汽車投產轉向了寧波，這與北京過去多個汽車廠轉到河北一樣。浙江今年1-7月汽車產量同比大增，就與上海大眾新車轉到浙江相關。
北京工商大學產業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清杰指出，如果一個地方汽車原產地土地成本、人工成本、環保成本上升，外遷是自然的。而由高端產業來填補傳統企業遷出的空白是不少經濟強省（市）的一個綜合考慮，比如上海近期引入特斯拉中國工廠項目。（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