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晚到2018年，大量公立醫院包括三甲醫院都會虧損。這是真的嗎？
近日，有媒體推出了中國醫院門診量百強榜，其中廣東省中醫院以一年770萬的門診量排名第一。大家在疑惑為什么第一不是宇宙最大醫院鄭大一附院的同時，是否有想過，其實，這龐大的門診量，也正面臨著危機。
百萬處方正回流基層
據《文匯報》報道，根據最新統計，上海已開出110萬張“延伸處方”，換言之，至少有100多萬人次門診量回流到社區。
此外，2017年度市級醫院門急診總量較上年同期增長幅度為0.73%，為2013年以來歷年同期增長幅度的最低水平。相反，區級醫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同比分別增長4.69%、1.51%。區級醫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門急診總量增幅首次超過市級醫院。
此外，2017年度市級醫院門急診總量占全市醫療機構總量的30.72%，較上年同期下降0.75%；而區級醫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門急診總量已占全市醫療機構總量的60.01%，承擔了上海市大部分醫療任務。
上海市衛生計生委主任鄔驚雷表示，“雖然還不能就此斷言已經達到就醫回流的拐點，但這確實是新醫改背景下出現的一個重要、可喜的變化。”
大醫院面臨四大挑戰
雖然，目前而言大醫院仍然占據著醫療體系中絕對的優勢地位，但是，隨著各省分級診療政策的落地，大醫院將面臨下面幾大挑戰：
1、門診業務量減少
目前，巨大的門診量確實為大醫院整體收入貢獻了不小的比例，但隨著分級診療政策的推進，大醫院門診量增長減緩、停滯甚至下降將不可避免。
在去年9月，東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印發了《東莞市推進醫療聯合體建設和發展工作方案》，明確指出在門診業務上，三級醫院和鎮街醫院要逐步壓縮和關停普通門診，原則上僅保留專科(專家)門診。
事實上，目前在分級診療政策的推進下，大醫院對于病人回流社區這一趨勢，也開始悄然轉型。作為大醫院代表的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近期一個重要的轉型風向是不再追求門診量的飆升，甚至明確提出“零增長”，轉而鼓勵各學科聚焦解決老百姓的疑難重癥。
而此前，仁濟醫院也貼出通知：3月31日下午5點門診結束后，將正式關閉普內科普通門診。
2、收入減少
業務量縮減帶來的是業務收入的減少，甚至是虧損。
湖南省湘雅醫院院長孫虹此前在一論壇上表示，湘雅醫院于2016年1月1日零點起正式啟動藥品零加成試點，運轉一年后，醫院虧損2個多億。
2017年6月6日，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院長蘭平在“省市校共建10周年”活動上表示，醫院年收入15億元，在取消藥品加成后，即便算上加強醫院管理所節省的成本，一年的缺口仍大約為8000萬元。
除了取消藥品加成，醫藥分開、處方外流對大醫院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4月9日，微醫董事長廖杰遠在“西湖論壇”上透露，“全國處方共享平臺”將于今年5月成立，預計今年年底，完成與200家大中型醫院的對接，每天流出處方超過50萬張。
早前，中國社會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曾經預測：“最晚到2018年，大量公立醫院包括三甲醫院都會虧損。”
3、發展受限
早在2014年6月，國家衛計委發布《關于控制公立醫院規模過快擴張的緊急通知》，該通知提出“四嚴”：嚴控公立醫院床位審批，嚴控公立醫院建設標準，嚴控公立醫院大型醫用設備配置，嚴禁公立醫院舉債建設。
2017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建立現代醫院管理制度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從嚴控制公立醫院床位規模、建設標準和大型醫用設備配備，嚴禁舉債建設和豪華裝修，對超出規模標準的要逐步壓縮床位。控制公立醫院特需服務規模，提供特需服務的比例不超過10%。
政府在落實分級診療過程中，同樣采取了嚴格控制公立醫院規模擴張的政策手段，在分級診療以及國家其他衛生政策落地后，將無法繼續依靠擴張規模以增加業務量來進行發展。
4、加劇醫務人員流動
隨著三級醫院業務收入減少，基層醫院業務量增長，醫生多點執業政策落實，加上社會辦醫、醫生集團、互聯網醫療的沖擊，大醫院醫務人員的流動性將逐步加劇。
近日，在筆者的文章《大批三甲醫院醫生，集體辭職辦醫院！》也提到，上海有兩家民營眼科醫院，去年整一年，上海公立醫院眼科的手術量下滑的非常厲害，甚至達30%-50%，特別是白內障。社會辦醫、醫生集團對于公立醫院業務的影響，正在慢慢彰顯。
都說得醫生者得天下。近年來，大量醫生離開體制加盟民營醫院，民營醫院數量增長超過公立醫院，公立醫院患者流量受民營醫院影響而下降，這些已經是不言而喻的事實。
無論如何，“小病進社區、大病進醫院、康復回基層”，是國家新一輪醫改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目標。未來，在醫保、新農合等收緊，加強培育基層醫院的趨勢下，大醫院的虹吸效應會越來越弱。
所以，對于藥企而言，基層市場定會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同時，醫生集團、民營醫院將成為藥企新的關注點。又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來了，就是現在。（轉載自HC3i中國數字醫療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