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最近，一則關于中國女生因加班被法國公司人力資源部約談的新聞引發了關注。據悉，法國一周的規定工作時間為35個小時，并且要求員工一周的工作時間不能超過40小時。此外，該公司的人力表示：加班不是目的，沒必要消耗太多時間在這上面。在設立35小時工作制之后，法國的工作者更為重視高效工作的意義，平衡好工作與生活。然而，工時文化及其相關問題也是法國社會爭議的焦點，包括較短的工時與失業率問題、減少工時與兼職工作興起之間的關聯，以及法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勞動與性別不平等現象都依然是社會和政府關注的重要議題。最終，法國的工時文化能否為人們帶來他們渴望的閑適生活？
當地時間2022年7月6日，法國巴黎，里昂火車站舉行的罷工活動。SNCF鐵路工人為提高工資舉行全國罷工運動，此次罷工擾亂了許多旅客在暑假的出行計劃。工作超時違反法國《勞動法》？法國的法定工作時間是每周35小時。如果員工的工時超過35小時，公司就需要用補假的方式，對員工超時工作的部分進行補償。同時，法國也是全球第一個實施“法定特休假”的國家。只要工作者在法國工作且勞動法對其適用，國家就保障他們能夠享有每年25天以上的帶薪特休（congés payés；來自《勞動法》L3121-27 du Code du travail）。法國的工作者每周的工作時間通常為周一至周五上午八點半至十二點，下午兩點半至六點。另一方面，加班文化在法國極其少見。究其原因，是法國公司需要承擔較高的加班費：如果員工加班，公司需要為前8小時的加班多支付每小時25%的費用，之后每小時增加為50%。
根據民意調查顯示[1]，法國民眾認為減少工作時長以及增加更多的公共假期，是提高生活質量的決定性因素。多數法國員工認為，這樣的工作安排讓他們在平衡日常生活方面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他們消減了“為工作犧牲一切”的心理狀態。利昂內爾·若斯潘（Lionel Jospin）政府于2000年開始實行一項新的經濟措施：將每周工作39小時減少到35小時。因此，將工作時間減少到每周35小時，形成了一種新的工時文化。法國政府認為工作時間的減少是社會進步的特征，受益于技術進步，象征著工作效率的提高。通過每小時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及市場力量的影響下，資本和勞動力生產因素之間的共享附加值獲得了增加，工人的實際小時工資也迎來了提升。[MOU1][2]從長遠來看，工人的每小時工資以與小時勞動生產率相似的速度同步增加。多年來，每小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既增加了小時工資，又減少了平均工作時間。最終，員工在新的工時文化中達到了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
盡管部分人士擔心減少工作時長可能對法國經濟造成負面影響，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自1870年以來，法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約14倍，每小時的勞動生產率增加了20倍，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在職受薪人口增加了4倍；與此同時，法國員工的平均工作時間[MOU2]卻減少了一半。諸如法國經濟形勢觀察所（OFCE）等機構更為關注經濟生產力的數據而非工作時間。此外，這些經濟機構還衡量了每個國家的工人每小時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法國與德國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資相同，兩國工人每小時為兩國的GDP貢獻了57.7 歐元，明顯高于歐盟 44歐元和希臘28歐元的平均水平。這些數據表明，盡管法國人的工作時間更少，但他們有效地利用了工作時間。OFCE的經濟學家馬蒂厄·普萊恩（Mathieu Plane）表示：“我們發現，當生產力更高時，工作時間通常會縮短。”
尊重工作與生活的界限
對于部分歐洲工作者而言，傳統上“多勞多得”的說法未必準確。西歐的大部分國家選擇在減少工作時間、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時，為工作者提供較高的收入。舉例而言，作為生產力最高的國家的盧森堡，這個擁有614000人口的國家每小時生產力為 81歐元。令人意外的是，數據表明，新冠疫情對西歐每小時生產力影響甚微，其中一些國家的工作效率還有所提高。[MOU3][3]美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 （INSEE） 的一項名為“關于過去40年法國社會的演變”的研究顯示：法國工作者每年的工作時間平均減少了17%，從1975年的總計1957小時減少到了2018年的1609小時，相當于每天減少大約1小時的工作時間。
雖然法國的整體工時在減少，但法國的生產總值卻保持了上升，這意味著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在持續增加。據調查顯示，法國人通過高生產力彌補了國內工作時間較短的問題。[4]53%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工作效率在2020年[MOU4]中再次提高；在德國，這一比例要低得多，只有47%的工人感受到了生產力的提高，英國的比例甚至更低，僅為26%。此外，無論作為個體，還是團隊，法國工作者都做到了保持高效。接受調查的員工中有51%表示，他們團隊的生產力在2020年[MOU5]中有所提高。在工作者看來：最重要的不是工作小時數，而是生產力。除此之外，這些工時短、效率高的國家都有共同特點——提倡一種平衡工作和私人生活的文化。
事實上，如果要求工作者在上班時保持專注，那么工時就不可能無限延長。換言之，要在工作上展現出真正的效率，需要劃清上下班的界限，以及對于工作時間和非工作時間都給予尊重的職場文化。也唯有建立在這樣的尊重之上，才算真正的“有效工作、有效生活”。
2017年，法國出臺了一項新法律：“斷聯權”（droit à la déconnexion）。法律禁止擁有50名以上員工的公司或組織要求員工在規定工作時間外，通過電子郵件等其他通訊方式發送或回復工作消息。據悉，法國是第一個將此權利納入勞動法的國家，“斷聯權”的目標包括在確保員工獲得合理的工作報酬外，保護好員工的私人時間等等。這使員工能夠更好地平衡工作與生活，并降低過度工作的風險，不遵守該規定的雇主將面臨民事或刑事處罰。法律規定所有員工都可以擁有斷開連接和聯系的權利，并且著重強調那些選擇遠程辦公或擁有高管身份的員工有權行使“斷聯權”。
隨著新冠疫情背景下工作模式的變化以及遠程辦公的普及，斷開連接的權利受到了重視。法國政府在2020年5月上旬發布的遠程辦公指南中強調：著力于改善公司的遠程工作條件，雇主必須精確定義“員工可用的時間段”，確保遠程工作的員工仍然受到斷聯權和合法工作時間的保護。此外，該文件還表明，如果員工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工作，他也必須擁有午休等休息時間。
當地時間2022年7月18日，法國南特，一名工人在郊外薩維內的一個建筑工地喝水，熱浪襲擊了法國。較短的工時導致了法國的高失業率？法國一直面臨著結構性失業（chmage structurel）的問題。法國研究機構Rexecode的研究主任伊曼紐爾·杰蘇亞（Emmanuel Jessua）稱：“法國的問題在于國內人口處于年齡金字塔的末端。本國很難將年輕人融入勞動力市場，尤其是那些既沒有工作也缺少教育經歷的年輕人（被稱作NEET）往往受到文憑的限制，難以求職。而54歲以上的群體要保住自己工作也同樣困難。”OFCE的數據顯示，相較于其他歐盟國家的工作者，法國人的工作時間可謂很少。法國每位居民每年的平均工作時間為634小時，而德國（728）、西班牙（708）和意大利（713）等國家工人的年平均工作時間則明顯更長。法國工人的年平均工作時間相比歐盟標準每人每年751小時的工作時間還要低上15%。另一方面，法國國內15至24歲群體的就業率為29.6%，55至64歲群體的就業率為53.13%，均低于歐盟和經合組織的平均水平。由于年輕人學習的時間越來越長，而50多歲的人經常提前退休，較晚進入工作崗位和較高的中年離職率導致法國人的平均工作年限僅為35.2年。
自1970年代以來，法國的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一般來說，失業率上升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GDP增長疲軟，另一方面是面臨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法的僵化，以及兩者之間的不匹配。
那么，工作時間的減少是高失業率的原因嗎？恰恰相反，解決就業問題正是該項政策的目的之一。當時法國國會左派多數議員認為：減少工時會鼓勵雇主多聘雇一些員工。他們將工作設想成一塊大餅，只要把工時縮短、把加班費提高，企業就會需要更多人手來工作，因而制造出更多的工作機會。不過這樣的“畫餅政策”是否真的有效目前來看似乎還不得而知，畢竟這只是對工作機會進行了“分配”而并非“創造”。另一方面，INSEE調查表明：國內的平均工作時間與法定工作時間之間的差異越小，失業率越高。為了解決失業率問題，法國和工業化國家的政府可以在兩種解決方案之間進行選擇：加速GDP增長或減少工作時間。在這些解決方案中選擇一種或另一種，這不僅僅是經濟選擇，更是一種社會選擇。這樣的抉擇甚至影響了人類的生存方式和未來發展。
35小時工作制——仍有爭議
一直以來，工作時長都是法國社會極具爭議的話題。由于法國政府是“左右共治”，加長工時或減少工時被認為代表了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比如法國企業行動聯盟（Medef）甚至認為這項措施是反經濟、反社會的。另外，這項規定在頒布之處的另一個目的是希望通過減少工作時長來限制兼職的發展，改善法國男女間的不平等問題，促進更公平的家庭分工。在法國，由于男性和女性之間存在收入差距，許多女性會選擇在本職工作外通過做第二份工作來增加收入；另一部分女性則是因為受制于文憑而不得不從事兼職。法國的兼職的工作類型更“女性化”，而兼職女性的每周平均工作時間也要比男性更長。[5]
事實上，法國社會的兼職工作并不輕松，同時伴隨著一系列的勞動問題。對于兼職工人而言，加班已司空見慣；許多法國公司會對員工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安排。由于兼職工作時間的界限變得更模糊，員工的工作時間往往超過了他們獲得報酬的工作小時數。而在疫情與通貨膨脹壓力的影響下，法國的兼職人數增加了6.2%。[6]然而，在這些現象背后，從事兼職工作的女性仍然承受著極大的不平等。由于薪資差異，在2020 年，法國的全職女性從事兼職工作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三倍。一旦女性組成家庭，她們也會由于需要照顧年幼的孩子、照顧受撫養的父母或配偶、逐漸離開勞動力市場等原因選擇從事兼職工作。[7]
另一方面，政府對于35小時工作制的態度也在過去幾年發生了轉變。如果說當時的若斯潘政府提出該項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工作，改善生活（travailler moins pour vivre mieux），那如今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則是呼吁加班、提出了加大勞動與生產（travailler et produire davantage）來適應經濟大環境。這樣的呼吁確實很符合法國政黨的一向作風，畢竟在法國有“拆掉一項法律”（détricoter une loi）的傳統+——把法律的漏洞徹底撕破撕大。這樣的做法既沒有撤回法律以免影響政府公信力，又間接使法律失效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國左右共治的政黨內部意見無法統一，右派認為這條法律減緩了整體經濟的發展；左派則認為這個法律初衷很好，只是后來出現太多漏洞但沒有規避。最終，法律失去了原本的意義，也無法起到作用。看來，工時議題不僅是民間爭論的焦點，也是左派與右派執政黨的一大矛盾核心。
法國民眾對工時問題如此敏感，主要原因可能有兩點。一方面，如今仍維持的35小時低工時政策是他們用長期的游行和罷工爭取來的。不僅是馬克龍，之前的薩科齊政府等也提出延長工時來振興經濟，但均遭民眾反對。另一方面，工時問題也與法國人的工作觀息息相關。這也離不開政府的“說辭”，因為法國政府曾保證：工時短，失業少，生活品質才能有保障。長期以往，人們在心態上可能就會對工作產生負面情緒。
結論
一般來說，減少工作時長，一方面是一種政治性意識形態行為，另一方面給人們增加更多空閑時間，也能使之更好地平衡工作與生活。不過是否對國家經濟有實質性的影響恐怕是人們更為關心的問題。工作時長的規定與政策息息相關，但人生的幸福感、滿意度離不開對工作內容的價值和認同。人生需要工作，但需要的也遠遠不只工作。人生有限，勻到每天的時間更是有限，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去平衡和調節，從而創造自己所認同的良好生活，恐怕這才值得我們去思考。人人都說法國是哲學藝術之都，無論從法律制度的傾斜，還是平衡工作的生活態度，法國人依然是經過近百年的認真玩樂和生活后，才累積出如今的競爭力。恐怕這樣的文化都是“閑適”出來的，雖然不知道這樣的“閑”時光在如今還能持續“適”多久，但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獲得的遠比失去的多。
